1995年12月lO日黎明，寒气袭人，又来寒流了。朦胧中听到宜峰讲了声“头痛”，我连忙打开灯，见他呼吸急促，喉咙哽塞，讲不出话，我慌了手脚，忙叫女儿快拨打120，一边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仍无济于事，他已失去知觉。屠国华副校长、校医等闻讯赶到，叫人将宜峰抬到救护车上，直奔江苏省人民医院。此时是10日早上7时，不巧又逢上星期天，而且又是交接班时间，经多方努力才联系上做CT检查，结果出来了，脑干出血，病危通知书一次次下达。校党委书记王臻中、校长谈凤梁等都赶来了，他们恳请医生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经过一天ISU(全天监护)，终因回天无术，12月11日凌晨，宜峰病情急剧加重，8点07分，停止了呼吸。他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一生。
消息传出，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惊呆了。“这不可能，昨天还见到他，怎么就……”是的，就在9日(星期六)白天，他还在实验室操劳了一天，迎接“21l工程”的预审检查。9日晚上他还讲“这一个多月来最紧张，成果评审、评阅博士论文、准备省重点学科评优材料、‘2ll工程’检查材料、学位点申报等，现在都交差了，明天星期天可以放松一下了。”没想到一天之后，我们竞阴阳相隔、生死两茫茫了!
他的去世不仅震惊了亲朋好友，也震惊了遗传学界。那几天唁电从国内外四面八方飞来，学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花圈摆满了一礼堂。谈家桢院士、吴曼院士、翟中和院士、吴常信院士、郝水院士、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等，或发来唁电，或送了花圈，人们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惋惜、悲痛。说来也奇怪，开追悼会那天上午下着沥沥小雨，下午竟飘起鹅毛雪花，并响起隆隆雷声，这也许是苍天震惊、天地同悲吧!
十七年寒窗苦读
1938年10月8日，陈宜峰生于安徽省濉溪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一辈子以土地为伴，50年代曾当选过县里的劳动模范。兄妹四人，他为老大，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次次考试，第一名总是少不了他，致使九里十村，远近出了名。他是离家到宿县上的高中，那时家庭困难，他每逢星期六总要赶几十里路回家，然后带一些干粮、咸菜到学校。有一次，是在冬天，他穿一双草鞋，赶几十里路，鞋破了，穿不住，干脆甩了，光着脚到家。父亲看他是读书的料子，没有叫他在家帮忙干农活，而是让小他3岁的弟弟在家务农。1958年高考，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在安徽省仅招一名学生，他不仅敢于报了名，而且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听宜峰讲，刚进大学时，他只带了一张席子和一床被子，和他同室的同学发现他很长时问不洗被子，后来才知，他的被子一拆，棉花就散了，再也缝不起来，当时皖北农村的棉胎都是没有网套的。后来他因成绩优异享受甲等助学金，才添置了全新的被子。他常对我讲，没有共产党，他就上不了大学。大学五年，他一直是班长，那时还兴一帮一，他时常关心和帮助学习吃力的同学，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转眼间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那时的大学生，都充满理想，响应祖国号召“到基层，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可以留校，也可以留在大上海，但他和学生党支部书记扈庭茂两人带头，向组织递交了决心书，表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扈庭茂去了内蒙，一直在内蒙古大学任教。宜峰去了云南昆明的西南动物研究所。该所位于城郊西山深处的花红洞，后来改为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文革”十年参与核试验
1964．年，宜峰和组里的罗华同志与中科院遗传所的汪安琦、周宪庭协作开始了猕猴染色体的研究，当时国际上还没有人能用猕猴的白细胞制作染色体，他们整整做了三个月，条件十分困难，昆明动物所位于西郊的深山之中，他们几个同志常常要步行几小时到山下取材料和实验试剂。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他们成功了，研究论文发表于1965年的《科学通报》上。这是国际上首次做成的猕猴白血细胞染色体，研究证明猕猴和人体的辐射敏感性十分接近。1965年宜峰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吴曼教授实验室进修，研究了小鼠减数分裂过程，制备了一套非常漂亮的减数分裂系列照片，后因“文革”开始，没能及时发表。
1966年他被昆明动物研究所选派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协作参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国防科研任务——当时的“2l号任务”，研究核试验的动物效应，任课题组组长。他先后三次奔赴试验现场。当时这项工作是绝密的，每次执行任务，他均与家中失去一切联系。实验条件艰苦，经费紧张，他在研究中勇于创新，首次成功地建立了人工采集狗精液的技术，为核试验对动物的近、远期遗传效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方法。在做人和动物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中，需特制的培养瓶，而国内没有，他首先使用链霉素小瓶代替，结果细胞培养获得了成功。这一方法被推广到全国，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宜峰参与核试验研究10余年，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最终被汇编出版(《我国核试验技术终结汇编》第三册《动物效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编辑出版)。该成果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1978年)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在此期间他还为军事医科院开办了“人与动物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及染色体技术”学习班(1972年)，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开办了全国性的“人与动物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及染色体技术”学习班，使染色体技术大为推广。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国科学院首次开始职称评定，他是昆明动物研究所首批少数几名晋升为助理研究员的科研人员之一。
第二个研究高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宜峰主要从事灵长类动物染色体研究。他在国内最早开展了动物染色体分带研究，特别是用分带技术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灵长类17个种和亚种的染色体特征，并完成了《中国灵长类染色体》一书(1982年，科学出版社)。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动物染色体的专著，为探讨灵长类的系统发育和染色体进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复旦大学谈家桢院士认为这项研究“工作深入全面，达到国际水平”。该成果荣获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0多个国家研究和机构、50余名国外学者向他索要有关论文或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他的成果。国际学术杂志Human Evolution聘请他为编委，这是中国大陆惟一一位受聘的学者。在他的建议和组织下编译的《人类染色体国际命名标准化》一书(1983年，云南科技出版社)成为国内第一本全面反映人类染色体命名系统的工具参考书。20世纪80年代中，在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国内外哺乳动物染色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编著了《哺乳动物染色体》一书(1986年，科学出版社)，专家们认为，“该书整理出2180条核型公式，涉及1998个种或亚种，工作量巨大，是研究哺乳动物染色体难得的工具书”。宜峰主持的牛科动物的染色体研究，在国内外首报了中国云南野牛的染色体不同于国外报道的任何一种，纠正了前人认为云南野牛属于印度野牛的错误论断。
爱校敬业
1984年10月，我们举家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从科学院研究所到师范院校，研究设备和基础相差很大。当时的系主任周开亚教授尽其所能给我们提供了一台OLUMPUS研究显微镜、一台冰箱，我们很知足了，赶快申报课题，添置了一些小的设备，又从600号楼阁楼仓库中搜罗出一切可用的瓶瓶罐罐，筹建了简陋的细胞培养室，并开始了科研工作。宜峰同时给研究生、本科生上“细胞遗传”课，由于他有长期的实践经验，讲起课来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记得当时天气较热，教室门敞着，门外走廊上站满了听他讲课的学生。1985年春天，我们又准备材料，同尤复翰、王韫明、陈俊才老师一起，申报“细胞生物学”硕士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这是较早的、省内惟一的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点，同年秋天开始招生。
1986年的春天，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内心充满感激。同年10月份被公派到美国耶鲁大学作访问研究，期间首报了β干扰素的基因定位。公派一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由于他的突出业绩，耶鲁大学生物系主任Rudde院士一再高薪挽留他，也曾向当时的归鸿校长写信希望延长他的访学，国外很多同学也让他留在美国。当他得到学校的回信要他按时返回时，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表示，南师大不论是生物系，还是学校，对他那样好，他一定要对得起学校和系，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在美国一年，宜峰生活极节俭，为国家节省了外汇。回来时在美国机场海关，他的箱子超重不能通过，他把自己的一些衣物甩掉，但他收集的一箱资料、实验物品，却一样也没舍得丢。回国后他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我国家鼠属染色体进化”。1989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86年12月，国家科委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连续三届聘他担任学科评审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他为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
生命的最后五年
1990年宜峰任南京师大生物系主任。同年10月被公派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儿童医院作短期访问研究，从事染色体显微切剖和原位分子杂交的研究。1991年4月回国后，主持筹建了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动物荧光原位杂交和基因定位研究。他为“细胞生物学”建成省重点学科、“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校重点实验室付出了大量心血。其后，他还主持了两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家猪的基因定位”研究和“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研究人和猕猴属动物染色体同源性”研究。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头发逐渐稀少，特别是担任系主任后过度的操劳，他的血压日渐升高。我既是他生活上的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同事，我们长期志同道合，一心想的是工作，而对身体却常常忽略不顾。宜峰去世后我常常内疚于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但说句心里话，面对事业的重负，他已是身不由己。生活的天平过分的倾斜，会令人难以承受。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年龄，他却早早地走了!
一副悼宜峰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宜人宜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殚精竭虑永攀学术巅峰。”宜峰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对党、对祖国充满热爱。无论是在中科院，还是在南师大，他始终如一，对事业满腔热血，一心扑在工作上。
(本文作者张锡然，系陈宜峰教授的夫人，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