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下旬，一封发自荷兰、收信人为陈邦杰教授的信送到了陈邦杰家人的手上，这是世界生物学会秘书长格林(S．w．Geerle)先生写给陈邦杰先生的邀请信。格林先生在信中写道：“鉴于您在苔藓植物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我代表世界生物学会邀请您参加1979年8月27日至9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将讨论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国际现有水平和新的动向。我很希望在日内瓦见到您。”这是国际生物学界给予我国科学工作者极大的荣誉。但格林先生怎会知道，早在8年前的1970年2月28日，陈邦杰先生已在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苔藓植物学家。
一
陈邦杰字逸尘，祖籍江苏镇江，1907年8月17日生于江苏扬州。1921年至1926年就学于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后入东南大学预科学习。1927年考入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植物系，1931年毕业留校任教。由于他酷爱植物学并且勤奋好学，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得到了当时老一辈的植物学家钱崇澍、裴镒两位教授的赏识。当时，我国尚无人专门从事苔藓植物的研究。中国山林里的是那些外国来的采集者，发表在外国杂志上的许多中国植物标本，签署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青年陈邦杰对此十分气愤，他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让中国的植物科学登上世界舞台”。在钱崇澍教授的鼓励下，陈邦杰先生开始了他在苔藓植物研究道路上的艰苦攀登。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重视科学事业，陈邦杰先生搞苔藓植物研究，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标本柜，甚至连包标本的纸也买不起，因此只好用旧肥皂箱改制成标本箱，用旧考卷和旧报纸包标本。从1931年起，陈邦杰先生就开始采集标本。他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几次深入四川东部和西部的峨眉山、金佛山和大小凉山、马边、雷波等地，采集了几千号标本。当时，中国苔藓植物研究一片空白，几千种苔藓植物没有一个中文名字，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模式标本，甚至连苔和藓的概念也十分混乱。面对这种状况，陈先生艰难地探索着、开拓着、奋斗着，他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让中国的苔藓科学登上世界舞台。
1936年9月，陈邦杰先生带着自己的理想，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植物学，同时进行苔藓植物的研究。1940年，他以《东亚丛藓科的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2月，陈邦杰先生离开柏林回国，3月到达云南昆明，旋即赴四川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部主任，兼《科学世界》主编，后又任中央大学博物系教授。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这项研究极不重视，陈邦杰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坚持调查采集，一方面给每种苔藓取中文名字，进行分类。就这样，陈邦杰先生在中国苔藓植物科学这块荒原上坚持不懈地开垦。
抗战胜利后，陈邦杰先生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任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兼任中央日报科学副刊主编。
解放以后，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陈邦杰先生继续任理学院生物系主任。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参加了农林部广西和广东垦殖调查队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橡胶林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属南京大学的师范学院和其他大学有关系科合并组成了南京师范学院，陈邦杰先生主动请求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该院生物科教授兼科主任。1954年又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二
陈邦杰先生的第一篇苔藓植物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东亚丛藓科的研究》(德文)，1940年发表在《Hedwigia》杂志80卷l一2期。论文通论部分讨论了丛藓科的分类特征及内部变异、地理分布和系统发育，并提出了一个丛藓科的系统图解。在各论部分一共发表了东亚所产的155种、15变种及2变型(包括中国产的10种，13变种)，其中新种5个，新组合种47个，新变种1个和新变形1个。发表了两个新属，新命名一个属。论文有图82幅，都是陈邦杰先生亲自绘制的。这篇功力深厚、富有创见的苔藓植物的专科论文，为陈邦杰先生在苔藓植物学领域中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
1941年，在中央大学博物系任教期间，陈邦杰先生在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期刊第6卷第2期发表了《海南岛苔藓植物》的论文，文章报道了海南岛所产的苔类3属3种，其中l新种，l未定名种；藓类10属13种，其中4新种；自绘图版3幅，插图2幅。这是陈邦杰先生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地区苔藓植物的论文。1943年10月，陈邦杰先生发表了《中国藓类植物标本第一辑》。作为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专刊的第一号，本辑报道了中国藓类标本50种(分属于23科46属)，其中新种8个。1946年，陈邦杰先生的《中国雉尾藓属之报告》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6卷。陈邦杰先生解放前发表的这些论文，是他在苔藓植物学领域中所进行的拓荒工作的记录，这些浸润着陈先生心血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陈邦杰先生发现：植物学课本中以及科研工作方面存在着苔类和藓类的中文名称与拉丁文原名之间的混乱甚至相反的情况，于是他将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有关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于1952年在中国植物学杂志6卷第4期上发表了《苔和藓名称考订与商榷》的论文。论文参照当时苔和藓在课本中的统计结果，从多数的原则和植物学命名优先律的原则，确定了以藓类名Mosi和以苔名Hepaficae。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认可，从而改变了我国苔藓类植物名称的混乱状况，并广泛应用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1953年，陈邦杰先生在《生物学通报》第10期上发表了《葫芦藓》一文，这是陈先生为中学植物学课本以中国习见的葫芦藓替代土马综而写的，供中学生物教师备课作参考。
1954年，陈邦杰先生撰写了《中国藓类植物的科属系统及其地理分布》。
1955年，陈邦杰先生在《Fed·Repert》杂志58卷1—3期发表了《中国苔藓新种》的论文，这是陈先生解放以后在国外发表的惟一的一篇文章，文章以四川峨眉山、金佛山和海南岛的标本为主，报道了9种藓类和11种(包括l变种)苔类的新种，此外还涉及17种藓类和5种苔类的新记录，涉及38属和2l科。
1956年，陈邦杰先生与其助手黎兴江共同完成了《中国泥炭藓属植物的初步观察》的论文，论文概述了中国泥炭藓研究的历史，泥炭藓科、属的特征，中国及附近各地部分习见种类的检索表，中国泥炭藓植物种的描述，以及中国泥炭藓植物生态类型及其在地理分布上的特性。
1958年，陈邦杰先生先后在中国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了《中国黑藓属植物的初步观察》(7卷2期，与其夫人万宗玲先生合作)和《中国苔藓植物生态群落和地理分布的初步报告》(7卷4期)。
1962年，陈邦杰先生在《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苔藓植物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同年还完成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苔藓植物》，论文载于《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报告(三)》(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
由陈邦杰先生主编，万宗玲、高谦、黎兴江、吴鹏程参加编写的《中国藓类植物属志》，是陈先生终身致力的巨著。该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藓类植物科属的概况，阐述了各属中分布最广或主要的代表和习见各种之间的区别，并结合生态和群落组合上的特性，讨论了中国藓类植物的地理分布，成为植物科学工作者、从事植被调查和林业经营等工作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上册于1963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下册于1978年出版(罗健馨参加了部分修订工作)。该书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被行家们誉为中国藓类植物学的第一本经典。1985年10月，该书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研究重大成果二等奖。
1963年，陈邦杰先生在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年会上作了《苔藓植物的起源和系统演化的讨论》、《金发藓科系统演化的讨论》的报告。报告摘要均刊登于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此外，他还与吴鹏程合作撰写了《中国叶附生苔类植物的研究(一) Stuy on the epiphyllous liverworts of China[1]》，发表于中国植物分类学报9卷3期。这是我国首次有关叶附生苔类植物的论文。包括研究历史、叶附生苔类的生态和形态特性、叶附生苔类的地理分布和系统分类。在分类中报道了71种5变种，增加新记录14种，发表了12新种，4新变种，13新组合种和l新组合变种。详细分析了叶附生苔类如何以形态特性适应叶附生生境，认为这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地表生长而渐向高空发展以至成为叶面附生的固定的生活型。在地理分布方面，发现我国植物区系中不少种类与东南亚及中美洲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我国是片鳞苔属和疣鳞苔属植物的主要分布地区。
1964年，陈先生与胡人亮合作的《中国绢藓科的研究，中国赤齿藓属(Erythr—dontium Hampe)的研究》一文，刊登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4年第3期。又与黎兴江合作撰写《中国烟杆藓二新种(TWO new species of Buxbaumia in Chian)》，发表于《中国植物分类学报》9卷3期。载于1965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山植物的研究》中的《黄山苔藓植物的初步研究》是陈邦杰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著作。陈先生依据自己采集的标本和所能见到的标本，提出黄山苔藓植物初步名录。已知有苔类68种、1亚种和2变种，分属于20科34属；藓类154种、10变种和3变种，分隶于40科9l属。较已有记录增加了新记录192种、l亚种、9变种、2变型，3新种和l新变种，并就其地理分布上的区系成分和垂直分布及群落组成诸方面均作了初步探讨。还附有新种形态图和生态图共11幅。
1965年以后，陈先生的研究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则完全失去了工作的条件。直到1970年逝世，再未能发表成果。但他的遗著手稿仍留给了后人，这些手稿有：(1)中国苔类植物科、属、种分类系统及地理分布资料I一Ⅶ；(2)中国苔藓植物学及附图；(3)中国苔类属志(部分初稿)；(4)中国习见藓类植物图说(部分初稿)(5)青藓科图稿(草图)；(6)Entodontaceae(绢藓科)草图；(7)Thuidiaceae(羽藓科)等标本记录；(8)温州藓类手册(部分初稿)；(9)中国藓类属志(下册)手稿及部分附图；(10)Brgo phyta Nova Sinica(中国苔藓新种)图稿；(11)中国凤尾藓属等部分原稿；(12)《中国苔类科属系统表》；(13)《中国藓类植物分科检索表》；(14)《藓类术语》；(15)《苔类植物学名中名对照表》。这些手稿已赠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三
陈邦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教育家和科普学家。他24岁就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至1936年，他先后在四川重庆乡村建设学院、江苏省立第三十中学任教。从德国回国以后，他又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同济大学植物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陈邦杰先生又毅然要求到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学院任教。
初创的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从零开始。陈邦杰先生带领几名从其他学校调来的老师白手起家，他既是系主任，又是办事员，同时还是采购员和采集员。他亲自带领师生上山下海，采制标本，建起了标本室、图书室、小农场和动物房，并建立一整套教学、科研制度。1954年，陈邦杰先生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为他配备了助手，拨科研专款，并在南京师范学院内建立我国第一个苔藓标本室。当年，陈邦杰先生在南师开办了苔藓植物学培训班，全国各地的研究单位和大学先后有20多名青年学者跟随他学习，这些同志学成以后分散到祖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成为我国苔藓植物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陈邦杰先生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喝危\uE35F;唤鲇谐鲋诘淖橹拍埽\uE25A;已对煲杈睿\uE36A;彩诘目纬逃兄参镅А⒅参锓掷嘌А⒕弥参镅А⒅参锏乩硌А⒅参锲鞴傺А⑻褐参镅У龋送猓\uE368;菇淌谕馕模诮萄е校\uE35F;唤鼋讨叮\uE25A;医谭椒ǎ\uE374;鬃宰魇痉叮踔廖\uE7A7\uE31F;薷穆畚摹３掳罱芟壬诮彩诶砺鄣耐保\uE18E;肿⒅厥导\uE0E6\uE36B\uE12C;４熘趾脱\uE304;饺\uE307;鞯夭杉瓯荆鄄焐\uE0D6;肪常\uE362;淖慵１椴己诹\uE12E;拇笮⌒税擦搿⒛诿晒诺幕哪\uE234;⑸挛鞯那亓搿⒏＝ǖ奈湟纳健⒔鞯穆健不盏幕粕健⒄憬奶炷可揭约昂Ｄ系旱娜却炅值鹊亍?
陈邦杰先生的专业研究任务十分繁重，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培养后备力量的工作，他不仅给高级进修人员讲授专业课，还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他讲课深入浅出，课堂效果很好，因此他的课总是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尽管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有错误的学生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但学生们都很敬佩他、爱戴他。至今，他的许多学生还是念念不忘陈先生对他们的教导，深深地感激他，说他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与陈先生当年的培养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陈邦杰先生不仅是一位忠诚的教育家，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普学家，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编写了许多科普读物，例如，他给《科学丛谈》写的科普读物有《青蛙》、《鲤鱼》、《蜘蛛》、《壁蚤》等；给《科学通讯》写的有《谈谈科学研究者的态度》、《建立科学检验制度》、《谈科学博物馆》等；给《科学世界》写的有《白蚁》、《芝麻》、《棉花纤维之生长形态与构造》、《无土农场之回顾与前瞻》、《细胞之多核与无核》等；给《学识杂志》写的有《生物玄谈》、《中国植物》、《变异的众生相》、《生物与生命境界》、《生存竞争》、《生物的营养》等。他还经常作一些科普学术报告，如“生命的起源”、“生物遗传物质基础的争论”、“生命的意义、起源和发展”、“介绍一种新的油料植物——油莎草”等。陈邦杰先生为在我国普及科学知识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
四
陈邦杰先生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也为我们的祖国赢得了荣誉。据统计，有19个国家、60余名学者与陈邦杰先生经常保持学术交流关系。1956年，陈邦杰先牛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被邀请参加德国格拉斯瓦特大学500周年校庆活动并讲学；1965年，国际生物学会邀请他作为会员(因当时有台湾代表参加，陈先生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他曾为前苏联、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鉴定过标本；他的名字被收入《世界植物名人录》；1985年，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制作发行了一套世界著名植物学家明信片，其中有一张就是专门纪念陈邦杰先生的，可见国际植物学界对陈邦杰先生的推崇。在国外同行中，陈邦杰先生具有很高的威望。他的著作《中国藓类植物属志》出版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贝姆脱(Bemto C．T)博士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这两卷书看来会成为中国藓类学的经典，无疑其内容表现了陈邦杰教授在60年代他的职业生涯高潮中所具有的丰富知识……我高度热情地推荐这两本书给我的同事们，即使不懂中文，不读中文，还可以利用图解和英文索引。无论如何，这书毕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关于中国这个第三大国藓类植物区系的现代知识的惟一文献来源。”
陈邦杰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苔藓植物学家，在他60多年的生涯中，为中国苔藓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又以其对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的热爱，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苔藓植物研究的高级人才。正如荷兰藓类学家托维(Touv)博士所说：“陈邦杰教授乃是中国苔藓学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