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佛(1896～1962) 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原名绍本，学名之伟，又名杰，号雪翁。浙江余姚县人。1916年毕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织科，留校教图案课。192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回国后，曾创办尚美图案馆，担任上海东方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科主任和上海艺术大学教授。1928年担任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科主任。1930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31年应徐悲鸿邀请，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中央大学内迁四川，其间曾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兼美术组专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之佛的花鸟画艺术继承了宋元以来以工笔花鸟画的优秀传统，还吸收了埃及、波兰、印度、日本以及西方各国绘画的精华。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品如《和平之春》、《松鹤迎春》等以浓郁的感情感染着人们，给人以美的享受。
陈之佛在40岁前就讲授过《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名画家评传》、《艺术教育》、《色彩学》、《透视学》、《艺用解剖学》等课程。出版的著作有《图案ABC》、《图案构成法》、《中国陶瓷器图案概观》、《图案教材》、《影绘》、《儿童画指导》等十余种。其中一些著述属于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的首例。
1961年，他接受文化部委托，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陈之佛教授留下的大量作品及著述不仅为美术界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也为普及美术知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开了中外绘画艺术交流的先河。195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之佛画集》、《陈之佛画选》，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江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陈之佛画集》。1982年起他的遗作参加了中国20世纪5位名画家(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陈之佛、傅抱石)传统画展在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展出。
红烛辉煌照艺坛
墨彩纷呈共千秋
陈之佛先生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工艺美术家，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大师，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在艺术领域拓荒、耕耘了近半个世纪，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他的工艺设计与理论研究，成绩斐然，独步当时，为我国新兴工艺美术奠定了基础；他的工笔花鸟画创作，殚精竭虑，汇古创今，开拓了前无古人的新意境；他献身于艺术教育事业，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诲人不倦，桃李满园。陈之佛，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将永载史册，百世留芳。
求学生涯
陈之佛原名绍本，学名之伟，又名杰，号雪翁。1896年9月14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浒山镇(今属慈溪市)。8岁入三山蒙学堂读书，开始接触到科学知识和新思想。12岁考入余姚县立高小，受高年级同学胡长庚的影响，开始对绘画发生兴趣。
1912年，正值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带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冲涤着老大帝国的各个角落。在浙江，有些家庭，开始把子女送入新式学堂(甚至省城学校)读书，其中就有陈之佛的同学和朋友。陈之佛非常羡慕，渴望自己也有出去念书的机会。因为家境不好，父亲一直没有明确态度。这时，父亲挚友黄越川来访，在看过陈之佛的成绩单和几本作文本后，黄氏搁卷长叹道：“世英兄(陈之佛的父亲)，有这样的儿子，不叫他读书深造，还叫谁去读书呢 ”黄越川是余姚县最有名望的人，又是乡里第一个去过东洋的留学生。黄越川的这声感慨改变了陈之佛的命运。父亲因此下定决心让陈之佛继续读书，并按黄越川的建议去杭州报考工业学校。尽管陈家对“工业”这一名词还很陌生，也不懂工业学校究竟学什么，但是“学工业将来是很有希望的”这句话，却令陈之佛及其家人悠然神往。
是年春天，陈之佛赴杭州报考浙江省工业学校(不久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以后又改名浙江省工业专门学校，亦即现在的浙江工业大学)，以第六名的成绩录取。
工校的全体新生都需先读英语补习班，半年结业后再升入本科。本科分机械、染织两科，陈之佛选择了染织科。除了繁重的文化课和专业课外，陈之佛开始学习图案、用器画、铅笔画等课程。这些课程多由日本籍教员讲授，其中教师管正雄与他交往甚密，常给予课外指导，使他在绘画与图案方面获得了丰厚的知识。
在工校读书的几年时间里，陈之佛勤勉好学，成绩一直优秀，因此一直享受着该校“特等生”的待遇(可免缴学费、膳费)。这一方面使他在家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地在工校读至毕业；一方面也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担任过染织图案、机织法、织物意匠和铅笔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兼任校办工厂的管理员。尽管工作相当繁重，月薪很低，但这段经历却成了陈之佛人生旅程的一个转折点。日本籍教师管正雄是图案与意象专家，又擅长照像术与风景、人像制织技术，此项技术在中国是一种崭新的制织法。在管正雄的指导下，陈之佛不仅掌握了这种制织技术，而且编写了一册图案讲义。陈之佛的勤奋刻苦与艺术才华，得到了时任工校校长许炳坤的赏识。许校长是个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人，他特别爱惜人才，并善于培养人才。鉴于图案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科目，国内尚未出版过此类著作，而陈之佛编的图案讲义虽说幼稚，在当时却也算极为难得，可以说是我国图案学的开山之作，所以，许校长责成学校石印成册，作为学校教材使用。从此，陈之佛对图案与图画的兴趣愈见浓厚，工作之余，不是作画便是制图，并随时写下自己教学的心得。而对机织的研究，兴味却渐渐减退，“美术”两字萦系在脑际，并逐渐生发出留日深造的愿望。
当时国内机织业发展迅速，图案需要亦繁，而我国向无图案设计方面的人才，故各工厂需要的图案及意象图，只好向日本人购取，使日本商人大发其财。如果自己有这方面人才，再办一所专事设计图案的工厂，前途肯定很好。陈之佛把去日本留学深造、以求发展自己国家工艺图案事业的想法告诉了许校长，并立即得到了校长的肯定，许校长希望陈之佛学成归来后在工校增设一个工艺图案科。
1918年，22岁的陈之佛在校长许炳坤的推荐下，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举办的留日官费生考试，并被录取。1918年10月，陈之佛东渡日本，向日、本水彩画家三宅克已先生学水彩、水粉，同时学习日语。在三宅先生的介绍下，陈之佛还到白马会洋画研究所学素描，到洋画家安田稔画室学习人体素描。次年3月，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招生，陈之佛报考该校工艺图案科，并最终成为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第一名外国留学生，也是我国去日本学习工艺图案的第一人。
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对陈之佛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当数图案教授兼科主任岛田佳矣。岛田教授酷爱中国艺术，常与陈之佛谈得十分投机。有一段时间陈之佛认为，既然出国留学，自然应该多学些外国的艺术，因而单纯追求西洋艺术而忽略了我国民族传统艺术。岛田教授发现后，严肃而诚恳地对陈之佛说：“日本的图案就是从中国古代艺术中发展来的。中国的固有模样实在比日本高明得多，希望你在图案创作中不仅学习他国艺术，更要吸取、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艺术。”自此，陈之佛除了虚心学习西洋艺术外，更潜心汲取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他的作品模样与色彩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民族风格，艺术创作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作品更受学校各位先生的重视。1921年，日本农商务省举办工艺展览，陈之佛的作品壁挂图案入选参加展出并获奖；1922年，陈之佛的另一幅装饰画作品又入选参加日本中央美术会举办的美术展览，获得银奖。他的毕业创作装饰画至今仍保存在东京艺术大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很快。美术事业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仅东京一地，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画展。不少优秀画家的作品先后在此展出，陈之佛常常去观赏、临摹。美术界许多朋友也不时来东京聚会，交流技艺。关良、丰子恺也先后到东京，常和陈之佛一起切磋艺事，并结为知己。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还有浙江杭州工校同学沈端先(夏衍)、倪墨乡、黄涵秋等，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并一同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中华学艺社。
在东京求学的日子里，陈之佛几乎到过每一个博物馆去观摩，到过每一个动物园、植物园去写生，在参观名胜古迹时也从不忘带上纸笔，画几张速写。丰子恺后来在1958年为陈之佛画册作序时曾这样写道；“我和他同客东京的期间，曾注意他重视素描，确知他对写生下过长年功夫。”他的同班同学宫田正雄曾这样回忆说：“当时美术学校各个时代的参考书、版图非常丰富，其中正仓院珍藏的器物等也是很多的(正仓院珍藏的是日本奈良东大寺敕封的日本美术宝库)，他都能很好地进行研究。他的勤奋学习的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为陈之佛以后成为一代工艺美术大师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基础。
现代工艺美术的拓荒者
1923年，陈之佛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毕业，踏上了归国创业的征途。
归国伊始，陈之佛原准备回母校开设工艺图案科，但因恩师许炳坤校长已辞职离校，只得作罢。时值五四运动之后，上海对外开放，各方面发展都很快，而工艺人才奇缺，面对厂家和出版商的高薪聘请，陈之佛为祖国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雄心未泯，毅然选择了从事工艺美术教育这一清苦的工作，并筹资创办了“尚美图案馆”，独自培养设计人才，促使一些艺术院校开设图案系科。他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自己的图案讲义(1917年，由杭州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石印成册)，创作出版了第一本我国自己的图案参考资料《图案》(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著述出版了第一本我国自己的图案理论专著《图案法AB(：》(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为我国的工艺美术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教育工作中，由于各艺术院校开设了专门系科，培养出我国自己的工艺美术师资和专门设计人才，从而改变了过去工艺美术依赖外国人的局面，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影响。陈之佛从实践和理论上为开拓我国新兴的工艺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1925年至1935年，是陈之佛书籍装帧设计最多、最集中的时期。其中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几种刊物和开明、天马出版的文学艺术书籍的设计，为其书籍装帧设计艺术的代表作品。
《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内容包罗万象，涉及面极广，古今中外，上下数千年，纵横千万里，是旧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深广的一种16开本大型综合刊物。1925年，胡愈之先生担任《东方杂志》编辑，极欣赏陈之佛的图案与装饰画的艺术风格，特邀其为《东方杂志》作装帧设计。陈之佛根据《东方杂志》的特点，力求在设计中加强艺术效果，在变化多彩的形式中保持统一风格，突出民族气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自1925年第22卷起，直到1930年第27卷(每卷共24册)，连续六年为《东方杂志》作装帧设计。他设计的封面，深受读者喜爱，影响极大。
之后，不少刊物和出版发行单位相继前来邀请陈之佛作装帧设计，其中就有郑振铎先主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和开明、天马两家书店。
陈之佛接手《小说月报》装帧设计后，一改原来单调、呆板的面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后来《小说月报》遭查禁，曾一度停刊，直到1935年才复刊，改名《文学月刊》。新办的《文学月刊》得到了鲁迅、茅盾、胡愈之及“左联”的支持，陈之佛也继续为《文学月刊》作装帧设计，采用了与《小说月报》完全不同的装饰手法，以端庄、浑厚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读者。
著名画家傅抱石在《忆陈之佛同志》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知道陈老比较早。他最早的著作《图案ABC》(世界书局“AB(：丛书”之一)，当时是我很感兴趣的读物之一。特别是陈老为《东方杂志》、《文学月刊》……所设计的封面，优美清新，独具风格，最为读者所爱好。‘图案家陈之佛’我已经不胜向往的了。”
开明、天马两书店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进步书店。夏衍在《难忘的开明书店》一文(1985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中写道：“……(开明书店)拥有一支不亚于‘商务’、‘中华’的译著、编辑队伍，有叶圣陶、胡愈之、茅盾、王统照、巴金、谢六逸、陈之佛、钱歌川、黄鸿年、胡学勤……等，真可说是群贤毕集，胜友如林……”天马书店印行的主要书刊如《天马丛书》、《流星丛书》、《作家自选丛书》、《国际文学丛书》、《中国民族学会丛刊》及一些单行本，皆由陈氏作装帧设计，就连天马书店的标记“天马”也为陈之佛所设计，在天马出版的所有书籍上均可得见。
陈之佛对于中国民族工艺美术遗产有其精湛的研究，并竭尽全力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传统。早在1926年，他就瞩目我国的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曾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搜集了几千种中国民间艺术，如剪刻纸、插画、木版年画之类。当时的中国，崇洋媚外的思想极度泛滥，而对祖国古代工艺、图案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对民间艺术更是视若泥沙。而陈之佛认为，我国的工艺美术传统是伟大的，不论雕刻、建筑、铜器、玉器、漆器、陶瓷、石刻、牙雕等，各方面都有无比雄伟、无比壮丽、无比精美的作品。工艺品的图案及附丽于各种艺术品的装饰，也是浑朴、健实、壮丽、优美，并具有无穷的变化，自几何形纹饰以至动物、植物、山川、人物无不具备，而又各臻其妙，千变万化，精美绝伦。比古希腊、古埃及的工艺图案，非但不逊色，且有更高的造诣。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图案传统，陈之佛曾脚踏实地地从事过收集、整理、传播工作。虽然数以千计的原稿未能成书就毁于兵燹，但从留下的著作和设计中还可见一斑。
1934年编著的《表号图案》一书，就专门列有“中国表号图案及其意义”和“中国之寓意画题”两章，并把“八仙”、“八吉祥”、“三多”、“龙之九子”等传统吉祥图案撷于此书，而且作了详细的说明。1937年著述的《图案构成法》一书，在卷首的图例里，把“中国古代之几何学图案”作为第一页，摆在外国的“分离派图案”、“现代的印刷图案”、“现代表现派的工艺图案”之前，选用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彩画上的精美纹样。书中的插图又收集了不少我国历代精湛的纹饰，有浑厚的画像石上人物、车马等装饰画，有宋代秀丽的陶瓷器上的花卉图案，及锦缎、刺绣上的云纹、水纹图等。
陈之佛在进行图案设计时，也大胆吸收中国传统图案艺术的精华。如1936年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冬季号)作的封面，用六块方形、嵌有类似民间石刻的骏马图案作底纹，上压直写的书名，沉雄、浑朴，又有新意。1936年6月为《中国美术会季刊》(第1卷第2期)绘制的封面，采用“出行图”的石刻拓片，人、马、飞禽，成一带状，装饰在封面中段，显得古雅、大方，别具一格。
建国后，陈之佛在搜集、挖掘、整理、研究、改造、发展工艺美术的同时，更以无比的热情、辛勤的劳动。，拯救了一批濒临绝境的传统工艺美术。
南京云锦是我国著名的传统工艺美术，解放前濒临人亡艺绝之境。陈之佛对此十分关心，1953年，他指出：“南京云锦，目前仅有张福永、吉干臣两位老艺人，年龄均在六十上下，身体均不健康。如果不及早把他们几十年来的创作经验继承下来，传授给青年一代，云锦发展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1954年，在陈之佛的倡议下，成立了南京云锦研究工作组，并亲任组长，一面将散失的图案进行搜集和整理，一面对老艺人的宝贵创作经验进行总结。1956年，陈之佛率云锦工作组的同志赴上海参加“花布、丝绸、织锦设计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历代图案的沿革》的演讲，详细介绍了他们研究南京云锦的丰硕成果，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重视。1958年，在陈之佛的呼吁下，南京云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工艺美术事业中较早成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我国目前传统织锦的惟一专业研究部门。陈之佛在他主编的大型彩色图案集《南京云锦》(上海美术出版社，1958年出版)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数百年来始终继承和保持着优秀传统的南京云锦，今天又重新发放它灿烂的光彩了。”
对于苏州刺绣工艺的提高及苏州刺绣研究所的创建，陈之佛也耗费了不少心血。陈之佛平时搜集了不少刺绣作品，认真研究苏州刺绣技艺的特长，并为苏州刺绣设计了《石榴白鸽》、《蔷薇小鸟》、《春江水暖》等20多幅绣稿，其中以《松龄鹤寿》最为著名。1959年，陈之佛主持首都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室内布置工作，便选定苏州刺绣大幅屏风《松龄鹤寿》，以显示江苏的地方特色。在这一大型双面绣屏风制作过程中，陈之佛不厌其烦地向来南京请教的绣工们讲述自己的创作思想，让绣工们领会作品的意境和表现方法。不仅如此，陈之佛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赶往苏州现场指导，亲切鼓励工人们去“大胆试制，发扬刺绣工艺的特色”。在回顾陈之佛先生对苏绣工艺的关心时，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馆长顾文霞这样说道：“我们研究所能有今天的成就，这和陈老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工艺美术理论家，陈之佛在建国后出版了《中国图案参考资料》、《古代波斯图案》等专著，发表了《谈工艺美术的设计问题》等数十篇论文。1961年，陈之佛负责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并应邀为邮电部设计了《丹顶鹤》纪念邮票。1980年，《丹顶鹤》被评选为“三十年来最佳邮票设计”之一。
从1916年到1962年的46年中，陈之佛为我国现代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是我国现代工艺美术的开拓者和先驱，而且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工艺美术大师。
起工笔花鸟画百年之衰
工笔花鸟画早在唐代就产生了知名的画家，前期薛稷以画鹤见长，后期的边鸾擅画孔雀、蜂蝶，末期刁光胤更以画湖石、猫兔、雀鸟而负盛名。五代时有黄筌、徐熙，作品皆形神兼备，又各具特色。两宋时代，由于皇室的参与与提倡，画家辈出，赵昌、崔白、徐崇嗣、李迪，以及宋徽宗赵估等争奇斗艳，各有擅长。元明清以来，花鸟画出现了避繁就简的写意画风，升华自然景象，蕴藏精神寄托，出现了林良、徐渭、朱耷、郑板桥、金农、赵之谦、吴昌硕、虚谷、任伯年等著名画家。而工笔花鸟画则每况愈下，日益凋零。到了民国时期，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整个工笔绘画的优良传统几乎丧失殆尽。
面对当时画坛工笔花鸟画衰败枯竭的情景，陈之佛感到十分痛心。他决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挽救和振兴濒于衰亡的工笔花鸟画一这颗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首先，陈之佛深入研究、仔细揣摩历代名家名作，找出各家流派独自的艺术特色与共有的规律，剖析各家之长，探索推陈出新的路子；其次，陈之佛以自然为师，在家中专辟小园，种花、养鸟、喂兔，朝夕观察，细心描绘，还经常外出察看动植物的天然生态。经过一段时间的惨淡经营、刻苦钻研，1934年，在中国美术会第一届美展上，陈之佛终于第一次将自己的工笔花鸟画，署名“雪翁”展示出来。这些画以其独创一格的清新画风，立即引起了美术界的注目，“雪翁”的工笔花鸟画因此一鸣惊人。
1942年3月，陈之佛在重庆举办了首次个人国画展，展出了一批别具风格、大胆创新的工笔花鸟画作品。这次画展引起了画界极大的反响，参观者络绎不绝，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评述文章，盛赞陈之佛给濒于衰亡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著名学者潘菽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从环中到象外》一文，盛赞“这次的展览是数年来最有特色而值得注意的一个”，认为展品中“颇有几张足以与前人名作什臂人林”，“热切的盼望中国画风的转变将由此而开始”。著名美术评论家李长之也发表了《从陈之佛教授画展论到中国花卉画》的长篇论述，评价了陈之佛的个人画展，认为：“陈先生的画风，值得称道，因为他的画可以说够得上不苟了。”“在花卉中开辟这样崭新的作风，把埃及的异国情调吸取来了，这是使人欢欣鼓舞的。我们盼望陈先生充分发挥它，千万不要惑于流俗而放松它，艺术是具有征服性的，但新的作风必须以坚强的意志为后盾。”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学灯》上写了一篇《读画感记》，认为：“山水画乃为中国最高艺术心灵之所寄，而花鸟竹石则尤为世界艺术之独绝。”“徐熙、黄筌之遗作可与唐诗、宋词并驱争先，为民族最深美感之具体表象。近日得观陈之佛、周方白两先生之作，皆欲努力承继此伟大传统而出之以新意。”“陈之佛先生运用图案意趣构造画境，笔意沉着，色调古艳……能于承继传统中出之以创新，使古人精神开新局面，而现代意境得以寄托。”不少作家、诗人、书法家都为陈之佛的作品题诗作词。著名作家郭沫若就为陈之佛的不少作品题了诗词。如他为陈之佛《梅花宿鸟》题：“天寒群鸟不呻喧，暂倩梅花伴睡眠。自有惊雷笼宇内，谁从渊默见机先。”为《碧桃月季》题：“月季何娟娟，碧桃殊绰约。纵无知音赏，双双有黄雀。黄雀常相伴，花开永不落。任它寒暑易，此情相照灼。”岭南派画家陈树人为《竹菊图》题词：“谁知现代有黄筌，粉本双钩分外妍。艺术元凭人格重，似君儒雅更堪尊。”孔德成(孔子嫡传后裔第七十七代孙，受封为世代相袭的“衍圣公”)为《茶梅寿带》题：“琼葩难拟雪衣裳，悄立东风一树香。但有落花飞数片，还应点作寿阳妆。”此外，柯璜、沈尹默、李寅恭、张宗祥、汪东、方东美等均曾为其作品题词作诗，无不寓意深远，充满情意。
1949年至1960年间，花鸟画创作经历了两次大的波折。为使花鸟画这一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继承下来和健康地发展下去，陈之佛为此作出了重大努力。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时间急功近利思想冒头。有人认为国画不能反映生活，应予取消；而花鸟画则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消闲的产物；甚至连有些花鸟画家本人也怀疑花鸟画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陈之佛坚信，花鸟画同样是民族文化传统精华的一部分，决不能废弃。他毫不动摇，继续从事花鸟画的研究与创作，先后绘制了《春晴聚禽》、《白翎朱实》、《啼鸟寒枝》、《梅花白鹰》、《飞鸟迎春》、《梅树栖鸠》、《玉兰腊嘴》、《斗雀》、《文猫饲蝶》、《初夏风光》、《荷花白鹭》等数十幅优秀作品，以实际行动批判了这些急功近利者的错误思想。
1958年前后，花鸟画再次受到冲击。当时有些花鸟画家为赶潮流，不顾花鸟画的艺术特点，庸俗地、牵强附会地去突出政治，制造了很多笑话。比如把牡丹花和砖头画在一起题上“又红又专”，画一株红梅题上“红透专深”，画一只红色老鹰题上“红色英雄”等等。对于这些错误思想和做法，陈之佛出自一个艺术家的良知，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在《关于花鸟画问题》一文中写道：“画两只鸭子或是两条鱼在水里游，说是力争上游，这张画拿出来，究竟有多少教育意义 恐是不多吧。牡丹花和砖头结合起来，说是‘又红又专’，谁也不会联想得到的，这简直是和‘又红又专’这一庄严的口号开玩笑。画张粉红色的桃花，说是思想有问题，那末画白桃花、白玉兰、白李花，一定是思想反动的了。画花只能画向上的，向下就是表现垂头丧气，情绪低落，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想入非非，这就等于要求一个人整天抬起头来，不能向下看一看，也未免太苛刻了。南瓜、白菜、向日葵……当然可以画，为什么不画其他题材呢 说是南瓜、白菜，表示为生产服务，试问一张白菜的画挂出去，到底对生产起了什么作用 这未免曲解为生产服务的意义。画欣欣向荣的春天景色，当然好，如果局限在春天景色，使得夏秋冬三季的花鸟不得出头，也不是公平的，这样又如何丰富花鸟画呢 ”
陈之佛认为对花鸟画的革新，先决条件是提高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只有“思想感情对头了，技巧纯熟了，才有可能画出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东西来”；其次必须认清花鸟画的艺术特点和作用，在深入生活、了解观察所表现的对象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因为“没有生活不能出现新鲜、活泼、丰富的画，有了生活没有技巧，也不能表现所要表现的东西”。只有两者兼备，才能创作出又新又美的花鸟画来。
以上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却需要有相当的勇气。
陈之佛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一批题材多样、意境深邃、构思新颖的花鸟画，有绚烂典丽的《牡丹群蝶》、《春色满枝头》、《和平之春》，也有恬静冷隽的《梅花小鸟》、《寒梅小雀》，有苍秀磅礴的《松龄鹤寿》，也有质朴简淡的《樱花小鸟》，春夏秋冬四时花鸟跃然纸上，进发出作者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火热激情。他这些丰富多彩的精美画幅，冲破了狭隘的庸俗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在花鸟画创作的园地里自由驰骋，用实际行动坚持了花鸟画创作的正确方向，为当代花鸟画创作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正确道路。
陈之佛酷爱我国历代绘画名家巨匠的艺术风格，也非常推崇西洋“新兴艺术之父”塞尚、梵高、高更、卢梭的强烈的艺术个性，他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他在花鸟画的创作上强调构图、色彩等方面的形式美的法则，并把丰富的图案技法融汇于绘画创作之中，从而强化了花鸟画的艺术效果，创造出清新典雅、富有浓郁装饰特色的绘画风格。他渊深的文学修养，更使他笔下的花鸟有诗一般的神韵，如“独凌寒气发，不逐众花开”的梅花，“色出不媚，香远益清”的荷花，“半临秋水照红妆，淡静风神冷艳裳”的芙蓉，以及“佳色满枝头”的秋菊等等，都给人丰厚隽永的美的享受。他创作的画幅，有诗一般的意境，如《寒梅冻雀》图，苍翠的青松问，穿插着几枝红梅，枝上的积雪，飞舞的雪花，充满了寒意，一轮隐约可见的朦胧月，衬托着两只停宿枝头、相伴而眠的小鸟，安详静谧，意境幽远，形象地描绘出“浓香残月玲珑影，照见花间夜鸟眠”的动人诗意，令人回味无穷。
傅抱石给陈之佛的《寒梅小鸟》画题过这样两句诗：“雪个已矣瓯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意思是说自从八大山人朱耷及恽南田死了之后，这三百年来花鸟工笔画的创作大概就算得上陈之佛了。黄鸿仪在《陈之佛先生的开拓精神》一文中则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在那‘群鸟’不喧、众花凋落的工笔花鸟画严寒时节，是陈之佛先生以超乎常人的胆识投身于工笔花鸟画艰苦探索和创新，给工笔花鸟画事业带来新的生机……”
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艺术，继承了祖国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又融汇了西洋绘画和姊妹艺术之长，表现出既富有强烈的民族传统色彩，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既严谨工细，一丝不苟，又生动多样，富有装饰特色；既清新隽逸、雍容典雅，又深沉静穆、意韵酣浓。陈之佛汇古融今，远取旁搜，开创了工笔花鸟画的新境界，在我国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史上，起百年之衰，创一代辉煌，为工笔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甘作红烛照人寰
自1916年浙江工业学校毕业留校任教后，除在日本留学几年外，陈之佛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他四十余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培养了许多美术和美术教育人才。
1923年，陈之佛留学归来，先是在上海东方艺术专门学校任教。1925年，东方艺专和上海艺师合并，成立上海艺大，不久又改组为中华艺大，校长由老艺术家陈抱一担任，美学家陈望道任校务委员会主任，陈之佛任图案教授。虽然当时陈之佛年仅31岁，却与陈抱一、陈望道一起被称为“三陈”，深受同学敬爱。1927年，陈之佛辞职前往广州，任广州市立美术专门学校教授兼图案科主任。次年，在陈之佛的积极倡议和努力筹办下，学校举办了一次极其新颖生动的师生图案装饰画展览，引起广大师生及社会人士热切的关注，学生中选修图案课的人数猛然增加。由于陈之佛讲课认真，又很生动，对人和蔼，从无教授的架子，因而在他的单身宿舍中，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向他讨教，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以至陈之佛辞去美专职务离开广州时，有不少学生追随他到了上海。
1930年8月，陈之佛应聘上海美专任教授，开设图案学、色彩学、艺术教育学及名画家评传等课程，同时他还与朱光潜、夏衍、丰子恺、黄涵秋、丁衍镛等一起在立达学园兼课。不久，陈之佛接受徐悲鸿邀请，先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即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前身)兼课，1931年暑假，正式辞去上海美专职务，到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任教，讲授图案学、色彩学、透视学、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及艺用人体解剖学等课程。1932年，陈之佛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教授。从1930年至1937年，陈之佛先后出版了《图案法ABC》，《图案教材》、《中学图案教材》、《图案构成法》、《表号图案》和《西洋美术概论》、《艺用人体解剖学》等，填补了我国图案理论的空白，也为发展我国的图案教育、振兴民族工艺美术事业开拓了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迁往四川重庆。1938年，陈之佛携家眷抵达重庆，继续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由教育学院改名而来)艺术科教授，开设图案、色彩、美术史等课程。陈之佛在艺术界享有一定声望，待人又热情诚恳、谦逊和蔼，因此家中来访者除艺术界朋友和学生外，还有不少其他各界人士和慕名来访者。
马晋封先生著文介绍山水画家傅狷夫(原名抱青，现在台湾)时曾这样写道：“抗战时中央大学艺术系、艺专等院校都迁到四川，不少名家也都聚在那里。花鸟画名家陈之佛(雪翁)在中大任教，狷师常去请益，虽然画科不同，但陈先生运用色彩的千变万化，使狷师对敷彩一道大有解悟，现在傅家山水中的色彩之丰富、变化之神妙，且一变古人色中加墨法，使画面明朗吻合、目接自然的情况，应该与这一段‘解悟’有甚大关系。”“入川初期，狷师对自己的绘事走向，发生了一股彷徨不定的感觉，便向陈氏讨教，是否还要找一位资深的山水画家加以指导 陈氏的答复是：不必了，你自己有自己的面貌，只管努力画下去，就可以了。一席话坚定了信心。”另一位山水画家傅抱石对陈之佛一向敬重，两人相处融洽。其时傅抱石正好也在重庆，几乎每周必带自己的新作到陈之佛家中研讨。因抱石与抱青(即狷夫)名字仅一字之差，不少人还误以为是兄弟，他们的信件也常请陈之佛代转。陈之佛很推崇二傅的作品，认为他们各具特色，常向美术界朋友推荐，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和鉴赏他们的画。
陈之佛对学生的关怀可以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一些当时从广州一直跟随到上海、南京的学生回忆说：“我们跟随先生就感到踏实，就能得到很好的教益，先生对待我们既是老师，又像父母。他的学习精神、高尚品行都时时在影响我们。”其中一位邓曙光(邓白，现任中国美院教授)由广州步行到重庆陈之佛家中时，衣衫褴褛，长发长须，家中客人还以为叫花子上门来了，谁知竟是陈之佛的学生，师生相见悲喜交加，拥抱在一起，泪水与欢笑交融，见者无不感动。陈之佛除了供邓曙光吃、穿、住以外，更帮助寻找工作。邓白后来在《缅怀先师陈之佛先生》一文中写道：“我从20岁起，就跟陈先生学习图案，以后在上海、南京、重庆，一直到建国后又同在北京香山编写工艺美术教材，追随先生左右受教30多年，有着深厚的师生感情。现在，他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道德文章、音容笑貌，犹依稀如在眼前，每一念及，无限缅怀!”
1942年，陈之佛被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由于不满当时教育部的一些做法，陈之佛曾六次请辞，终于1944年获准辞去国立艺专校长职务，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专职教授。陈之佛在艺专任职期间，尊重教师，体恤学生，注重教学成效，改革课程设置。例如在国画科增设“实象模写”一课，学生张光宾(现为台湾画家)曾回忆说：“当时本科入学考试除自由作画一幅，还须当场面对预先布置的折枝花木，用笔双钩，作白描写生画一幅，相当西画的素描。进校后第一年实习作画亦有此课程，训练学生对基本物象的认识，锻炼写生与笔墨的运用技巧，十分重要，可惜后来此课程随雪翁去职而无形中被取消了。”在学生的心目中，陈校长是个慈祥亲切的长者。叶文西(原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回忆说：“当时我来报考艺专，因交通不便，赶到考场已经迟了，文化课已考试结束。可是我由乡间出来，是抱着宁肯饿肚子也要学美术的决心赶来的，便提出要见校长，不见不肯走。接待的老师被我的决心所感动，就带我到陈校长那里……待我说明原因，陈校长一直端详着我，看到我那一双经过长途跋涉、后跟已磨破的草鞋，和农村孩子的简单行装，看得出老人家深深感动，对我同情了。他让我坐下，并倒了一杯水给我，和教师一起看了我的画，轻声议论了几句，便对我说：‘我们破格同意你马上去参加素描考试。’并叫我第二天到他家中单独为我作文化课补考。次日，校长亲自为我监考，叮嘱家中孩子不要打搅我。见到这样亲切的校长，真使我激动不已，更给我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几十年来我总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陈校长的为人、品德，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激励着我奋发地为艺术事业而奋斗。”
抗战八年，使陈之佛对社会各种现象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他在《艺术在非常时期》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四万万五千万的大民族而反被七千余万人民的小国所欺凌 为什么国家在强寇压迫之下还出产许多无耻的奸徒呢 其原因固然太多了……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问题。”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家，他认为社会上的一切罪恶根源在于人的思想道德的败坏，要想唤醒人们，必须提倡美育。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美育与道德、科学及体育》、《美育在教育上的价值》、《谈美育》、《人类的心灵需要滋补了》等等。他写道：“如果我们一切被称为高贵的人，大家都迷惑于物质的享受，迷惑于浅狭的功利主义，天天被困于名缰利锁而不自拔，弄得情操驳杂，趣味卑劣，生活枯燥，无所寄托，那我们虽称为人，实在已失却人性，人生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世界还在动乱，社会扰攘见不出秩序、安宁与和谐，人们将更沉沦于愁苦烦闷的深渊里，因此我们应该高喊：恢复人性……”他告诫说：“一个艺术家不仅仅是以优美的艺术让人们欣赏，更要陶冶人的情操，要触动人的思想，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因为人是有情感的，情感需要陶冶，陶冶情感，莫善于美育了……我们很感觉人类不应在这争名夺利庸俗干枯黑暗的世界里长此沉溺下去，我们应该速谋自求振拔之道，要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因
此，我们的心灵就急需艺术的甘泉来滋补它，使它美丽和谐!”
1946年，陈之佛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继续在中大任教，并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先后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理事。1947年又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兼艺术组专门委员，同时被教育部聘请担任留学欧美试卷的评阅工作和大专院校美术教师升等的评审工作。另外，还先后受聘兼任上海铁路局与南京邮电总局美术顾问。
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陈之佛受聘为艺术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师范学院，陈之佛任该院美术系教授。
陈之佛一生都奋斗在艺术教育岗位上，因此，他非常看重自己的职业，重视教师的职责。他时常激发学生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感，他常说：“南师美术系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出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称号的人。”又说：“一个美术教师应该是一个画家，当教师和当画家是没有多大矛盾的，问题在于是否热爱自己的事业，能不能刻苦。那些认为当了教师就不能成为画家的说法是错误的。”1956年，赖少其曾邀请陈之佛到上海从事绘画研究工作，那里条件较好，又有更多的创作时间，但他因不愿离开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而婉言辞谢了。
他对青年学生的学业进步与良好思想品德的培养一向是十分重视与关心的。他强调学生在学校不仅要加强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而且要一面学习一面创作。要求课堂教学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他说：“一个艺术家必须有广泛的知识，只有掌握渊博的知识，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建设需要，才能在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和成为真正有作为的艺术教育家、画家。”
当时南师美术系师生的作品在社会上是比较多的，并有一定影响，是美术界一支相当雄厚的创作力量。在1956年陈之佛担任美术系主任职务后，积极组织全系师生创作，不少学生毕业后不仅成为优秀的教师，同时也是著名的画家、工艺美术家，或美术理论家。由于陈之佛的勤奋工作和高尚的品德，他深深地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1954年，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美协华东分会常务理事。1956年，荣获“江苏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工作者”光荣称号。
1958年，陈之佛出任南京艺专副校长。1960年南京艺专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任副院长。1961年，中央文化部组织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教材编写工作，委托陈之佛主持《工艺美术史》及《工艺美术史教材》的编写。遗憾的是，陈之佛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书稿的编写工作。1962年1月15日，陈之佛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作为一个辛勤的园丁，为使祖国的艺术百花园中能不断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陈之佛一直在勤勤恳恳地播种、耕耘、培植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艺术教育事业。“愿为春蚕吐丝尽，甘作红烛照人寰”，这正是艺术教育家陈之佛一生的生动写照。
